《竊聽風暴》

《竊聽風暴》(Das Leban der Anderen -2006)是德國導演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故事描寫在東德鐵幕下，身為監聽者的秘密警察和被監聽的劇作家彼此之間的複雜連結。它有個有趣的構想，片中的劇作家德瑞曼在承受藝術創作受政府壓抑，以及演員女友西蘭被文化部長染指的痛苦之下，開始在政治態度上逐漸覺醒。但他的一舉一動，包括反政府言行，以及和女友之間在愛情與背叛的掙扎，都在秘密警察衛斯勒的監聽之下。隨著監聽的過程，衛斯勒逐漸同情德瑞曼和西蘭的處境，感動於他們的愛情，認同德瑞曼對於藝術良知與政治壓力下抉擇。在窺聽這對藝術愛侶的私密生活時，似乎也為他長期在極權之下心靈的孤獨壓抑找到渲洩的出口。他就像是個入迷的觀/聽眾，被美妙的戲劇所感化，後來甚至超出了觀眾的身份，開始暗中操弄、幫助德瑞曼和西蘭。

這種窺視與被窺視的相互影響，感覺有點像是電影與觀眾之間的關係，衛斯勒代表觀眾的眼睛/耳朵，跟著一起期望與感動。電影有幾次描寫衛斯勒在關鍵時刻因換班而中斷監聽時，就好像是被迫離場的電影觀眾一般，流露出急於知道後續發展的依依不捨。我本來以為劇本會繼續玩弄甚至反轉這種明與暗相互滲透的主題，但顯然電影真正關心的是：極權下的藝術良心如何堅持，以及鐵石心腸如何地被文字音樂和人性良善所感化。透過詩、文字與音樂，我們看到衛勒斯泠峻的表情中透露出一絲悲憐和感動。他那種存在主義式的困境，就這麼被人間大義給化解了。

很多人說衛斯勒的轉變是因為他愛上了西蘭，這我也不太否認，但其實電影對此著墨不多，我更覺得是他認同德瑞曼的藝術良心。劇情的一個轉淚點發生在，當衛斯勒意圖呈報德瑞曼的不法行為時，他的上司卻洋洋自得地講了一大段關於如何毀掉一位藝術家的手段，當場讓衛斯勒打消了告發德瑞曼的念頭。我不禁想著，衛斯勒到底監聽審問過多少人，又定罪過多少人，德瑞曼到底又有什麼不同？

衛斯勒這個角色展現了身為國家機器代表的專業與泠酷，同時又和暗藏於內心的藝術感觸與人性良心產生衝突，演員的表現讓角色轉變顯得有說服力。但是看導演如何建構衛斯勒的形像，還有那有點超現實氣味的閣樓監聽室。我想到盧貝松在《終極追殺令》(Léon - 1994)的開場如何地建立 Leon身為一個泠面殺手形像，然後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中努力的去描寫他是如何地純真善良。只是就我看來這比較是關於戲劇效果和對歷史與人性的浪漫想像。

我個人覺得頗值得玩味的一幕：衛斯勒用官階和學歷來壓迫和他一起輪班監聽的下屬，企圖把下屬所聽到的可疑言論扭曲成一般的戲劇討論。言外之意頗有「只有我懂藝術，你們庸俗之輩懂什麼？」的味道。這也反應出整個故事那種高貴心靈與鄙俗邪惡之間的對立，這對刻畫衛斯勒的心理動機有所幫助，但我認為電影一刀把角色們劃分成兩邊實在顯得太過黑白分明一清二楚了。像文化部長和衛斯勒的上司就是非常標準的反派丑角，似乎沒太多角色深度可言。

於是電影後段變得更像是諜報片，其高潮維繫在一個足以定罪德瑞曼的證物，以及衛斯勒被迫必需要審問西蘭證物何在的段落。看衛斯勒要如何為德瑞曼和西蘭解套，和西蘭面對自身戲劇前途和對男友的忠誠之間的掙扎；這段拍的緊湊刺激，只是流暢的情節推展有點機械化地刻意，像是為了成就劇情的張力。

或許是我個人的挑剔，這部片的一個問題就是，每個角色都像是完美的模型，站定好他們的位子，然後順著情節設計走下去。衛斯勒就不再提了，像德瑞曼和西蘭這對悲情愛侶，德瑞曼藝術良心的覺醒和對女友的深情，西蘭陷在其美麗外表的原罪和對男友的背叛心結中，其中雖然不乏動人的演出，但不知怎麼地我總覺得完美得有點刻板。

電影最後一連串有點不太順暢的年代跳躍，交待了柏林圍倒塌，角色們的後續發展，一直到事過境遷的數年之後，才向鐵幕之下的這些角色獻上一個動人的結尾。這結尾可能太讓人感動，香港影評人舒琪在這部片的影評中寫道：「如果有觀眾沒有為影片的最後一句對白而動容的話，他/她可能有必要重新學習認識"人性"，不論是"人性"作為一種理解，還有是他/她自己的人性。」但我對結局的感動並不深。我覺得，一般電影中呈現的人性，觀眾會感動或許是因為電影滿足了他對人性真實樣貌的期望，就像衛斯勒會為了德瑞曼和西蘭感動一般。最後一句對白是對整部電影的釋放，認同衛斯勒的觀眾自然會覺得動人無比。不幸地，我沒法體驗同樣的感動。

我想到我有限的觀影經驗裏看過的另外兩部關於東德的影片，一部是知名的喜劇片《再見列寧》(Good Bye Lenin! - 2003)，片中男主角試著要讓他大病初醒忠黨愛國的母親相信東德依然存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依然運行著。電影玩弄著時空錯置的笑果，房間裏是東德，出了門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表面上嘲笑著東德的陳腐老舊，實則對過去時光懷抱濃厚的感情，暗地裏也批判了現代資本社會的價值觀，但是在最後又讓主角發現其母親的忠黨愛國背後卻也有關於極權專制不為人知的心酸記憶，所有的一切其實都只是歷史洪流中的身不由已。電影稱不上多經典，但後段父子相見的無言，到結尾虛構那一段資本社會垮台的電視新聞，我還是有小小地感動到。

但我更想到前幾年在女性影展看過的另一部德國片，Helma Sanders-Brahms執導的《蘋果樹》(Apfelbäume - 1992)，故事一開始看似懷抱理想的年輕夫妻對抗東德農場的官僚腐敗，但劇情一發展起來就不管這些了：妻子無法忍受丈夫成天抱怨社會現況一事無成，於是主動勾搭上了農場的領導，丈夫情緒失控之下在舞會中大聲嚷嚷著反政府言論，結果當然是啷鐺入獄。數年後農場領導偷渡到西德，只留下年輕妻子帶著女兒苦守家園。最後當柏林圍牆倒塌後，她滿心期待逃走的愛人能回來接她們，但等到的只有出獄的丈夫。東德夢碎，統一後也夢碎，倆人最後只有守在小小的農場，堅守著當初對社會主義的理想。電影拆解了三個角色的道德立場，這三角關係呈現出東德社會中扭曲且真實的人性，又在影片的最後給了他們無比的同情。(很棒的一部片，很可惜似乎沒有任何國際知名度)

《竊聽風暴》是完全不同取向的電影，也許我不應該硬把三部片放在一起比較。老實說，對沒經歷過這些歷史情境的我來說，也說不上對其中人性刻劃該怎樣評斷，只能說我有我的想法與期待，這部片到最後沒能滿足我。

我在想，如果是不同的導演以不同的美學風格和感性來處理這故事，或許會讓我更能領會在層層極權專制之下，那透過藝術穿透出來的高貴人性光輝。畢竟電影要處理藝術如何影響人心，靠的是導演對電影手法的掌握，有時候一個鏡頭一個表情，就可以在無言中道盡千言萬語，不過這樣講好像有點唯心。《竊聽風暴》導演成果以首部作來說雖然流暢成熟穩健，但感覺缺少足夠靈光，對我的作用並不深；目前這部片對我來說，還是有點太像一部奧斯卡外語片了。

(這篇真的有夠難寫，而且寫得有點心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