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曜日式散步者》Le Moulin (2015)
大約一年前初看《日曜日式散步者》,以下是當時的隨手記錄:
Blog on Cinema: 記TIDF:《日曜日式散步者》《大路朝天》
一年後個人的感想還是差不多,這是黃亞歷導演不管其他台灣紀錄片在做什麼硬幹出來的特異之作,純粹把玩形式的紀錄片更是挑戰觀眾對電影的想像。其他一些零碎的想法簡單記述於下。
﹡電影如何表現詩?在看《日曜日式散步者》或《派特森》時我會認為詩是詩,電影是電影,即使電影無法呈現詩,或是以不甚現實的方式表現詩。比如《派特森》以畫面上的文字和詩人的朗讀去呈現詩的寫作與創造就是個難以說服人的形式,但既然難以表現詩的爆發,這種平面的形式感只是就電影所能用的素材所進行的設計。又像《日曜日式散步者》中以多語打在畫面上的詩句,就不是意圖方便觀眾閱讀的形式,而是讓形式本身成為感受的標的,不管是配合文字、畫面、聲音、唸白,都只是企圖以電影創造的新的維度,一種為詩打造的機關。
﹡影片特異的歷史角度和政治性是立即可辨識的,不管是拍攝印刷物、物品、手、食物、各種書信與念頭的交錯,去創造出有別於編年、事件、人物的歷史呈現。「竟然在日治時代台灣就有風車詩社和超現實主義接軌」這種對台灣歷史提出的想像就是種政治性的修辭,足以挑動部份觀眾的敏感神經,即使是來自於作者純真的熱情,也來自於觀眾對台灣社會的渴望與焦慮。台灣超現實主義文學再挖掘的脈絡我無法評論,但至少可以確認的是這部電影呈現的是電影作者創作當下的時代觀點。
『自從克萊爾的《巴黎的屋頂下》上映以來,銀座街上鴨舌帽裝份的比例多得驚人,走在路上的年輕人,幾乎百分之六十都戴著鴨舌帽』
『美智不像過去的女人那樣把重心放在膝蓋上走路,她像全歐洲的女人一樣,走路時把重心放在腰部, 這使她的姿態變得時髦而又神采奕奕,由於她的高跟鞋有效促使了身體呈現完美的體態,證實了帶有近代文明特質的理性主義的價值,緊貼在肉體上的東西裡擁有近代最為尖銳的喜悅之美的東西是什麼呢?』
﹡上述句子充滿了文化知識符號和春意盎然所構成的狂喜之情,其實也透過《日曜日式散步者》傳達給台灣的觀眾。「原來…曾經…」式台灣熱烈擁抱超現實主義與握到尚考克多的手的那種新鮮的想像。至於如何界定風車詩社,如何看待他們的詩作的水準,如何思考其歷史定位甚至是詮釋上的精確或失真,則是另外一層我這般的觀眾無能也無暇去思考的問題。不過找出素材並虛構出一個電影空間是拍電影的人很重要的能力,黃亞歷在《日曜日式散步者》中是完全做到了。
﹡日治時代的國族語彙比如日本文學、內地到大東亞,再再展現了敘事的政治脈絡與邀請觀眾的換位思考,當然也呼應了影片前段文學創意文化符號的勃發和後段戰爭與政權變遷下白色恐怖後的一片死寂。這群以日語創作熟悉西洋文藝的青年,以超現實主義的形式思考所從事的文學,和當時台灣本土追求寫實與社會關懷的創作思維產生的衝突,其實也隱含了殖民下政治和社會階層的分裂對立。這種以文學為中心的價值或許正好也是種與政治詮釋的對抗,「到底站哪一邊?」「你是日本人還是台灣人?」成為不言而喻的焦慮,退到不明說但也不能說缺席的位置上,留待觀眾的思考。
﹡一本一本書的堆疊,讓我想到楚浮的《日以作夜》中,也是有一幕直接把書攤在畫面上給觀眾看。印刷的呈現並不是平面,而是必需容納人物的手和身體,讓兩者並置在電影的空間裏,類似的鏡頭角度,類似的光線。骰子、骨牌、歪斜的影像都像是以抽象的元素做為敘事的手段,後來才知道骰子可能是來自於馬拉美的詩作《骰子一擲不會改變偶然》,但即使不識馬拉美,也可從骰子出現的時機感受到其可能的意義。
﹡《日曜日式散步者》裏面的虛構戲劇是以膠片拍攝的,膠片的色澤質感即使在數位化的拷貝下仍然可以辨識,這種創作媒材到放映時的轉化,甚或是4:3的畫框都是種復古與創作的堅持。黃亞歷導演也很希望觀眾能在大銀幕觀賞《日曜日式散步者》,他甚至盡量在每一場放映前去調整戲院音響的效果,我個人在大銀幕看過三次的經驗,最後一次的新竹大遠百威秀特映令人印像深刻,遠比之前的台北光點或新光影城來的好。關於這些觀影規格品質和戲院的儀式性,令人聯想到近日坎城影展和Netflix之間的爭議,電影院是個將被淘汰的放映場所,還是電影藝術的最後聖殿?
留言
張貼留言
留言身份若沒有Google帳號或其他網路ID,請使用名稱/網址的方式留言,網址可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