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風暴》Turist/Force Majeure (2014)
為著《抓狂美術館》的上映，特地重看了瑞典導演魯本奧斯倫的前作《婚姻風暴》，故事不過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一家四口冬日渡假時遇上了虛驚一場的雪崩意外，丈夫當下拔腿就跑，留下驚慌失措的妻子和年幼子女。於是接下來的假期就是看妻子如何地責問丈夫，而丈夫又不斷否認。重點不是在於兩人吵得如何驚天動地，或是導演如何批判婚姻裏的性別權力關係，我倒覺得是在呈現當人們依循婚姻這種形式與規範來過日子時，一場來自於自然和人性本能的侵擾如何打破秩序的假象，讓身處其中的人們陷入不知所措的狀態。
一開始兩人不知如何開口談論發生的事，和友人吃飯時妻子隨口提起那場意外，丈夫卻矢口否認他的行為。隨後夜晚兩人溝通時卻儘是相敬如賓的公關語言。最終情節演變成妻子拉著來訪朋友一起公審丈夫，而丈夫也只能嚎啕大哭拉著孩子求妻子原諒的爛戲。這些種種的情境，大概讓每對看完電影的情侶和夫妻禁不住地想卻也不敢問另一半要是發生在自已身上會是如何？
讓這部片不只是飯後閒聊話題的地方，一個是劇中角色並沒有淪為既定人際關係規則下的狗血交鋒，反而兩人之間尷尬的文明、禮貌與情感失能處處流露出一種疏離曖昧的觀點，彷彿電影帶著人類學或社會學的視角來看這一組婚姻關係樣本是如何運作。片頭透過拍攝全家福相片的意像，讓這家人像是被社會所塑造的核心家庭標本。
當夫妻私下的溝通被侷限在房間門外的一小塊空間，他們正夾在家庭內兒童目光與外在社會窺視之間動彈不得（電影不時出現的清潔人員視線）。當孩子依本能而生氣時，妻子卻不斷以無效的言語溝通要「談一談」，都表達了成人無法處理人性情感卻又被情感所擺佈的狀態。而形式上滑雪渡假區那綿延不絕的纜車天際線，乾淨明亮的旅館走廊和窗戶線條，夜晚排成一列行進的鏟雪車，此等文明秩序的象徴放置在雪白的冬日山區，配上韋瓦第四季交響曲第三樂章的《夏》帶出的錯位與喜趣，讓這對夫妻的故事不只是房間內的風暴，更是種人性與文明的輕巧諷刺寓言。
最後夫妻危機解套的方式變成兩人心照不宣地演一場英雄救美的戲來重建家庭的性別與親子秩序，因為兩人無能談論真實的情感困境，或者說他們發現這場真情發洩反倒顯出事情的荒謬與無解。電影結尾的巴士事件似有許多不同的解讀，我倒覺得是單純地呼應這種文明秩序被人性恐懼本能所侵擾的狀態，夫妻兩人到底誰對誰錯已經不是重點。其實這種人性與文明秩序的荒謬對位，倒是一直讓我想到喜歡在電影中創造特異規則的希臘導演尤格藍西莫的作品，如近兩年的《單身動物園》和《聖鹿之死》，《婚姻風暴》大概是輕鬆喜劇版。
《抓狂美術館》The Square (2017)
《抓狂美術館》感覺和《婚姻風暴》可以一起看成是一種社會實驗電影，大概導演這次想要談更具社會意識的主題，電影安排的核心情境是：如果你在大街上聽到有人喊救命或需要幫忙，你是否會挺身而出？從這意像發展出去，可以談到自我與他人的界線，包括階級之間，人性與秩序之間，良心與從眾之間等等界線的限制與跨越。相比於前作以一場家庭渡假意外事件不斷延伸，新作感覺情節略顯鬆散，多線事件進行並沒有太多邏輯上的扣合，更像是一個主題的變奏與對照，而且非常地政治正確。
導演大概很努力以各種方式把他的靈感來源拼貼成一個故事，或許是這種社會實驗的創意正是來自於當代藝術，所以直接以當代藝術美術館為背景，電影主角美術館館長和工作人員正準備要展出名為《廣場》的主題展覽：想像地上一個四方形為界的空間，進入其中的人將有著同等的權利與義務，一個人需求將得到其他人的回應。而展覽之外館長也碰上了類似的情境考驗，大街上他聽到一位女子的呼救，回過頭經歷了短暫荒謬遭遇後，他發現他的手機和皮夾被人洗劫一空。
比如街上乞討的乞丐不斷呼喊人們發揮愛心，但經過的行人卻總是視而不見，當後來主角需要他人幫忙時他也遇到同樣的漠視，反倒是旁邊的乞丐（不得不）回應了他的要求。又或者是為了宣傳《廣場》 的展覽，媒體行銷創意人員卻以聳動冒犯的網路影片製造話題，以「要多沒人性才能觸碰到你的人性？」為標語，影片內容卻惹來了大眾的非難，反諷了當代社會讓人情感麻木的網路媒體生態，與隨後言論公審的眾聲喧擾。另外還有一場戲發生在美術館舉辦的晚宴，扮成大猩猩的藝術表演者以野蠻姿態侵入衣冠楚楚的名流之間，眾人卻依事前公佈的表演規則不敢作聲，導演就是要觀眾和電影中的客人一起經過這尷尬的時間，感受到底要多沒人性其他人才會有反應。
這些種種放在一起更像是一節一節的社會實驗綜藝秀，身處風暴中心的美術館館長顯然和《婚姻風暴》中的那對夫妻一樣陷入文明秩序的縫隙之中不知所措。主要故事線是他透過手機定位找到了失竊手機的位置，他聽從屬下的建議在該棟貧窮地區大樓每戶信箱發送威脅信，結果手機皮夾是找回來了，卻又收到另一封指控他誣告的信。這條故事線被處理的荒謬卻又帶點驚悚，我一邊看不禁訥悶，看似衣著光鮮應該頗熟悉人情世故的館長，結果也是個長不大的男人，他沒想到報警，也不敢跨越階級的界線，甚至連對方要求的一句道歉也不肯說（這裏再度是兒童和成人的對立）。我不知道這否是瑞典社會高度文明後失去生活能力的危機？還是多少反應了導演自身的性格與焦慮？
電影片頭安排了一位美國女記者對館長進行訪問，藉機嘲笑了當代藝術文案介紹裏學術文字式的空洞。及至電影後段館長被不斷傳來的呼救聲幻覺所折磨後良心發現，他用手機錄製一段影片原本意圖是想要道歉，但說著說著自己就陷入了學術理論話語的虛無之中，這大概是導演非常淺顯地嘲諷象牙塔般的文藝理論如何地架空了角色的情感能力，一種大眾民粹式的觀點，雖然我不確定這樣吃當代藝術的豆腐是否有必要。Elizabeth Moss每次出場都很有戲，但確實戲份不多，比較是提供男主角更多的性格側寫材料，讓人感覺像是找來尋求國際市場資金的卡司招牌。
除了開頭美術館紀錄片式的風格質感，廣場和美術展覽的空間，到不斷出現的樓梯間迴旋視覺，整齊乾淨的構圖與門窗欄桿形成各種界線與阻隔構造出的現實生活與非現實空間的混合體。似乎不少人將魯本奧斯倫的風格和同樣來自瑞典的前輩洛伊安德森連結在一起，加上不時插入的超現實元素，戲謔諷刺的情境配上馬友友和Bobby McFerrin合作版本的《聖母頌》，展現出導演眼中另一種當代歐洲式的情調，以及甚至可以說是普世的人性困境。多少感覺政治正確的社會批判意圖超過了戲劇創作上的要求，和《婚姻風暴》一起都算是精美且打點成功的話題談資作品。
電影其實沒讓我留下太多感動或省思，我不確定是否該順著導演的思路，跟著男主角在結局重新爬上樓梯去尋找不可得的救贖，然後透過他兩位女兒的目光給予其道德上的肯定。電影也在近結尾處展現另一種「方形」，在啦啦隊競賽表演的框框中，每個隊員將自己的身體交予其他的隊員，而各自也承接來自他人的信任，體現了那想望卻不可得的「廣場」，留下了一個仍有遺撼頗為溫情的結局。
還是如牛頭犬的影評所說的去把玩片中展示的各種界線與框架，反思其實電影院外我們早已司空見實的光怪陸離，或是像黃以曦的影評最後提到的觀點，人們總是跨不過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鴻溝，追不上社會與文明架構出的種種價值與框架，不斷地踩線與冒犯最後落入了顧此失彼的困境。就和《婚姻風暴》一樣，或許比起片中想要批判的種種議題，人陷在其中不知所措的樣貌才更接近電影的核心情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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