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展 觀後記

記2018台北電影節(4) — 《山椒大夫》《花筐》《甜蜜國度》


《山椒大夫》山椒大夫 (1954)
導演:溝口健二

去年北影首度看了溝口健二的《雨月物語》大為驚艷,之後自行找了導演晚期的幾部經典補看,其中《山椒大夫》也是我很喜歡的一部。其實看日本老片的一個問題是,故事情節和角色塑造由現代的觀點來看往往顯得老氣,很擔心看完一時接不住無法領略其經典的價值,幸好去年觀賞本片像是走鋼索般走過去了,仍覺得十分精彩。今年北影重看修復版少了點當時的感動,卻多了點新的感想。

電影改編自森鴎外的原著同名短篇小說,而小說又是取材自日本傳統童話《安壽和廚子王丸》,故事描述因父親被流放,姊弟(電影改成兄妹)安壽和廚子王和母親被人口販子拆散,廚子王受盡苦難後終於平反父親名聲並和母親團聚的故事。森鴎外的改編看來是將傳說故事進行了相當程度的現代化,篇名改成《山椒大夫》則頗令人玩味。山椒大夫在小說和電影裏是奴役大量奴工有權有勢的反派人物,戲份並不多,就算取其象徵意義也實在缺乏足夠的篇幅。童話裏廚子王最終成為領主為家人報仇雪恨,小說卻以他禁止人口販賣後民生逐漸繁榮為結局(山椒大夫一家也變得更富裕),電影則是讓廚子王發現山椒大夫和官府之間的利益糾葛,在強行解放山椒大夫的莊園後拋下官職孑然一身地離去。

如果童話渴望的邪不勝正,到小說在悲苦中對人性某種程度的樂觀,電影中對人性良善的渴望其實更為強烈(父親的臨別之言不斷成為感召主角的密語),但其呈現的政治觀點卻也更為灰暗。廚子王在故事中段短暫成為山椒大夫的幫兇而後猛然覺醒,他掌權後試著禁止人口販賣卻受到下屬的勸阻與上級的打壓,最終則是收尾在莊園奴工在推翻山椒大夫後的狂歡,廚子王明知無法在官場同流合污後辭掉官職,這政治寓言其實停止在將來仍然未知的當下,人道主義的狂歡後將面臨的或許是美夢的無以為繼,電影像是把童話和現實主義的混合,結束在夢醒前的一刻。

溝口健二所做的,或許可以和今年北影看過盧奎西亞馬泰的《薩瑪的漫長等待》相互呼應,他們都是試著以現代觀點和電影化的手法重新詮釋文學原作,而原作又是源自更久遠的歷史典故。相較於21世紀的馬泰相當程度背反歷史電影的類型套路,溝口健二當然是更加純化其古典的形式,但兩者最終都是為了創造出電影內部令人信服的風格與邏輯,以呈現歷史與文學混雜的幻境。

如片中不斷出現樹林枝葉交錯的構圖一再提示純真的孩童如何陷入亂世紛雜的黑暗陷阱,或是前後呼應的大海意象如何強調了親人間的分隔,卻也在結尾似是將角色解放來到一片未知的荒蕪之中(安壽投水自盡的鏡頭正是樹葉和水將角色所包圍的構圖)。片尾廚子王在沙灘上的腳印,到他哭倒在憔悴不成人形的母親跟前,情節之外,影像一再反應著角色所經歷過的時間,也隱喻著電影所創造的世界。


《花筐》花筐/HANAGATAMI (2017)
導演:大林宣彥

這部片大概是我今年北影看過最感到困難的一部,一來是日本老牌導演大林宣彥的作品我一部都沒看過,對本片可說是「自由奔放」的手法頗為吃驚,二來對檀一雄原著小說的改編和片中大量日本文化指涉的陌生,尤其是能劇的引用實在很難理解。某種意義上這對我來說近乎是不太可能解讀的作品。

首先是表現手法感覺很動漫,人物極為熱血及耽美的表演風格,配上虛假華麗的綠幕背景、毫不寫實的電視質感打光和大量看似低成本的特效,以及許多超現實的卡通式場景和動作(比如打開教室門吹進來的滿室櫻花,角色從峭壁上跳到海中游泳,兩個男子祼體共騎一匹馬)。二來是不斷重覆的關鍵意像與台詞(滴落的血、對美的讚嘆、亡夫的大提琴演奏)幾乎到了像是隨意插入拼貼的地步,大量充滿隱喻的符號隨處散落,創造出走火入魔般的催眠空間。

故事描述戰爭陰影下,青春男女面對無處宣洩的生命力與即將來臨的死亡所產生的激情與焦慮,連結交錯的慾望與忌妒不斷流轉,演員無視年紀降齡演出片中各個充滿象徵意義的高中生,成為日本戰時青年的眾生相。但過激的人物塑造和許多動機不明的角色行動,邀請觀眾解碼的同時又像是拒絕讓觀眾理解。或許這部電影並不是拍來讓人理解的,而是以超載的感官與情緒呈現出戰爭中年輕生命的飄浮狀態。如同主角在片中所說,他們的生活都像是假的一般,青春成為戰爭的消耗品,人沒有真的上戰場卻無時不刻被自毀的情緒所折磨。

導演刻意拋棄傳統電影的寫實角度,以數位人工影像風格進行戰爭集體情緒記憶的回望,就一位年屆八十已癌症晚期的導演所拍出來的作品而言,確實難以想像也難以評價,但其成果卻無庸置疑是充滿感情的。


《甜蜜國度》Sweet Country (2017)
導演:Warwick Thornton

2017年威尼斯影展評審團特別獎得主,澳大利亞藉原住民出身的導演Warwick Thornton以1920年代為背景,拍出了一部視角倒反的「西部片」,因自衛而槍殺了白人地主的原住民農工,帶著妻子展開逃亡之旅。或許是導演過去攝影師的身份,本片以荒涼粗礫的沙漠影像構成電影的基調,更多是展示空間和角色的形像,反而沒太著力在敘事和人物建構。類型中逃亡者與追捕者的戲劇對峙被淡化,力氣花在時代還原的寫實呈現。劇本小心地挑選精簡的台詞,再透過大量的閃前閃回補足敘事的需求與創造出宿命的暗示,這是種藝術風格還是偷懶的手法?

去類型化的結果讓電影最後的高潮不是動作場面,而是放在一場法庭戲,讓主角的臉孔與自白成為充滿人道主義式的凝視目標,以情緒感染了觀眾和片中的其他主要角色。結尾的悲劇很功能性地挑動了觀者的情緒,同時透過興建教堂的閃前畫面,暗示宗教與道德終究還是在這塊土地上落腳,加上先前審判結果所代表司法正義的勝利,這或許是一個關於澳大利亞建國史的寓言。尤其故事的另外一線是關於一位混血的少年,他和主角身為被馴化的原住民,夾在失根與被歧視的困境中,無子的焦慮和雜種的生命力成為對國族未來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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