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帶著我來》- 重新審視阿巴斯．奇亞洛斯塔米

 《風帶著我來》The Wind Will Carry Us (1999)

從這部片當年在台灣上映以來，我在大銀幕看過了三次，但一直沒法真的進入其中，直到這第四次，我才感覺找到了新的眼光來理解這部片。或許這也代表了這部片就親近觀眾和影評而言，並不真的那麼成功。

就我看來，《風帶著我來》就像是「科克三部曲」的回響與反思，阿巴斯．奇亞洛斯塔米這次明顯有了較充足的預算和製作條件，他將團隊拉到另一個山村，一個喚做「黑村」村落，同樣充滿了錯綜複雜的立體空間，同樣有著綿延的山路、寛闊的平原和錯落的綠樹，也同樣有著好客、質樸的居民。在電影的鏡頭下，美麗而神秘的景像就像是前作三部曲在視覺上的升級，差別在於，這次沒有巨大的災難界定這座村落的敘事，也沒有簡單小巧的戲劇情節來推進角色的行動。

故事跟隨一位從城市來的「媒體人」和他的團隊來到這個村落，他對村民宣稱他是「工程師」，實際上他們暗中等待村裏的一位久病的百歲人瑞過世，好拍攝她死後村裡女性舉行的傳統送葬儀式。然而日子一天天過去，人瑞的病程變化無常，甚至還一度好轉，主角也只能百賴無聊地一天天耗下去。阿巴斯過往主角的追尋行動變成了「沒有行動」，男主角唯一追蹤的是手機訊號，他開車上山下山也像是沒有目標的徒勞。

《生生長流》裏導演帶著小兒子開車進入災區，已經提示出做為外來者位置的尷尬與無力，然而《橄欖樹下的情人》卻拆解了電影的幻覺，揭露拍攝者與被攝者的複雜權力關係。可以說《風帶著我來》可能是阿巴斯更有自覺地曝露出他身為拍攝者和其鏡頭暴力的倫理問題，但奇怪的是，他卻一反之前作品的嚴肅調性，以一種閑散自嘲的語氣，甚至有點喜劇的調性來處理外來者和當地人之間的緊張關係。

在類似等待果陀式的情境裏，電影漫遊在各式在場或「不在場」的人物，在場如賣茶的老闆娘和他的冤家老公，對門陽台的懷孕婦女，以及做為引路人的小男孩；不在場的則是那些我們從來看不到的角色，如在山上挖洞只聞其聲的工人，永遠在畫面邊緣角落無法真的看見的攝影團隊，還有最神秘的，角色一直在等待過世的百歲人瑞，她在片中一直做為象徵式的麥高芬而存在（Jonathan Rosenbaum 認為這或許隱含了阿巴斯向20世紀道別之義）。

少數界於明暗之間的人物是挖洞工人的小女友，主角為了取牛奶跟隨她進入深手不見五指的地窖，在微弱的火光中，他一直試著想看清正在擠牛奶的女孩的臉，為此並朗誦了一首情詩，但只換來近乎沉默的回應。但當主角從黑暗從重回日光之下，觀眾在體感上似也經歷了一場魔幻的穿越之旅。

在阿巴斯的凝視中，山村變成一個複雜的有機體，有它自己運行的邏輯和軌跡，外來者只能從旁窺探難以進入。然而這不完全是一個保守而封閉的傳統村落，現代化的器械、教育、資本邏輯仍然四處留下了痕跡，一幕主角和當地學校老師談起了那場等待中的送葬儀式，對方直言儀式本身其實根植於傳統社會的利益結構，婦女透過割傷自己的臉以做為相應人際關係的表態，獵奇之外，傳統儀式和現代文明的距離其實沒有那麼的斷裂、遙遠。我們看到的，其實是藏在村落四處的普世人情。

這或許可以當成阿巴斯式的人類學視角，在和影友的討論中，桑妮提出了一個他對阿巴斯作品的觀察：導演未必對他電影中的人物有那麼大的關懷，而是將人類視為一個群體，描寫群體背後個人意志無法左右的驅動力，如《生生長流》中急欲回歸正常生活的災民所謂的「生命力」。更推遠一點，從《何處是我朋友的家》到《櫻桃的滋味》，主人公不管是為了歸還作業本，追求心愛的女人，或是尋求生命的了結，阿巴斯都將這些行動歸因、包含在這股生命無名的驅動力，一種遠觀的、寓言式的情境觀察。

以此聯想，如果今村昌平的人類學電影是一種將個人意志和人類群體的動物性進行碰撞下產生的悲劇，阿巴斯可能是另一種反面的呈現，他取消了動物性和悲劇性，但也取消了個人意志，只剩下所謂的「人性」，他的人物再怎樣地引發觀眾的認同，也都還留下了些許遠觀的距離。素人演員對阿巴斯可能像是有待處理的素材和實驗的對象，這是為何導演常以各種欺騙操弄演員的幕後花絮著名，透過虛構，他企圖從演員身上挖掘出真實的反應，既使這樣的引導帶有侵略性與暴力性。

然而，我的感受是，阿巴斯電影中若有所謂的個人意志，或許正藏在鏡頭背後導演的視角。《特寫鏡頭》中他讓攝影機和鏡頭下的主角 Sabzian 成為導演和觀眾自我觀照與對話的媒界，《生生長流》透過虛構的導演代理人進入災區，讓角色尋找男孩們的意志和災區的生命力達到一種調和。更不用說紀綠片《家庭作業》中的質問形式，也透過影像不斷曝露質問者即導演的位置，同樣的這相似的對話形式也藏在《櫻桃的滋味》之中。

因此《風帶著我來》也可視為阿巴斯另一場的自我對話，黑村做為傳統文化、自然景觀、詩歌與人性的混合體，導演帶著不安、焦慮、侵略、分析的眼光去凝視，甚至反身性地呈現凝視的機制。一度主角（同樣地實際上是阿巴斯自己）還問了小男孩：「你覺得我是壞人嗎？」男孩回答：「我知道你不是」。最終如同《櫻桃的滋味》，所有文化上的衝突張力，都在近尾聲出場的老醫生口中所述的自然萬物生死同一論中被消解於無形，如同主角接過挖洞工人挖出的大腿骨，在他離開村落之時將之投入河流之中，如同風帶著我們而來，我們也將隨著風而遠去。

我不確定這些是否足以為導演身為外來侵入者的倫理疑慮與道德焦慮解套？或是流於自我感覺良好？這或許是難以解答也不必解答的問題，畢竟阿巴斯已試圖將自我投射與曖昧自嘲，連同萬事萬物都納入這部自成一格的電影結構體之中。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