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ÁR塔爾》權力者的肖像與對時間的恐懼

美國導演陶德・菲爾德（Todd Field）在距離前作16年的新作《TÁR塔爾》裏，和演員凱特・布蘭琪（Cate Blanchett）共同創造了一位虛構的當代古典樂指揮家莉迪亞・塔爾（Lydia Tár），才華洋溢的她精通作曲與指揮，曾擔任美國各大樂團指揮，更成為柏林愛樂交響樂團首位女性指揮家，音樂風格從古典跨足現代、通俗與民族音樂，獲獎無數、不可一世。她同時還是出櫃的女同志，和樂團小提琴首席結婚並育有一女。

電影開頭，塔爾接受《紐約客》作家亞當．高普尼克（Adam Gopnik）的公開訪談，直接透過台詞道出了角色的顯赫資歷，並將拍攝唱片封面的構思、模仿、著裝過程穿插剪接進來，接到塔爾侃侃而談她的指揮經：指揮無非是關於控制時間的流動。這看似完美無缺，集權力、才華、光環於一身的人物，電影至此已然暗示，如此人設其實是精心的建構與扮演。

而這扮演其實有兩種層次，第一、整部電影正是關於人物形象的建立與拆毀，情節不斷透露各種線索，包括塔爾和古典樂圈年輕女性過從甚密，透過操弄職權來提拔心儀的樂手。她深諳古典樂界的權力規則，擅於打點人脈拉攏關係，並充份自覺其女性、同志形象如何迎合時代的政治正確。這其中的衝突在於，不管是音樂品味或是對於性別和權力的看法，塔爾其實相對的傳統與保守。

電影前段一場一鏡到底的茱莉亞學院大師班課程中，塔爾打斷了男同學麥斯（Max）指揮的無調性音樂，質疑樂曲創作者的意圖，卻在提及巴哈的時候和麥斯展開了一場音樂與身分政治的辯論，因為自我認同為有色人種、泛性別的麥斯無法認同性別態度可議的老白男音樂家。塔爾不失急切地為巴哈音樂辯護，同時也有意無意地運用自身的知識及權力，以言語攻擊與羞辱麥斯。她對音樂的熱情真切無疑，但面對信奉「取消文化」的年輕世代，多少有點失了分寸。

電影挪用了古典樂壇的空間符號、運作邏輯與權力結構，「莉迪亞・塔爾」成為此結構頂峰的代表形象，但此等形象也充滿著危機與破綻。陶德・菲爾德運用景框設計，讓人物被壓制在巨大、陰冷、充滿細節的建築空間裏，危險信號不斷從四處以噪音雜訊的形式滲入塔爾的生活。一幕，她追著令她心蕩神迷的年輕女大提琴手歐嘉（Olga），卻迷失在柏林廢棄的地下室公寓中，其中的陰暗混亂象徵著塔爾踏出世代舒適圈的恐懼。在時代典範被不斷淘洗的年代，她終究無法真正的掌控「時間」的流動。

然而扮演的另一個層次，在於塔爾本就是電影創造出的角色，是凱特・布蘭琪「扮演一個扮演者」，不只反映出角色自身的慾望，也反映了導演與觀眾的觀看慾望。塔爾近乎超現實的完美做為電影的裝置，為的是和另一端的倒退價值傾向拉扯出戲劇張力：進步的女同志身分和掠奪性父權性格的無縫結合。陶德菲爾德將矛盾的兩端統合在一個困惑、純真、真空的人格中，企圖展現取消文化對立兩方是如何諷刺地相似：取消文化取消了藝術與藝術家，而塔爾為了藝術取消了自己（她在大師班的結語即為「在上帝和公眾面前抹除掉自己」）。

塔爾對權力體制的全然擁抱為的是服務她對音樂的初心，但其存在多少太刻意地被塑造成一個「被取消」的角色，如她對音樂「難以描述的美」無比執迷，她對馬勒《第五號交響曲》的詮釋是「愛」，她對美麗女孩毫不謹慎地動心，對謊言操弄的不加思索，對道德責任缺乏反思。相比之下，潛藏在暗處的受害者並沒有被電影賦予真實的形象，塔爾的前任情人克莉絲塔（Krista）在電影中段自殺身亡，但她一直如同鬼魂、謎語一般地以信件、文字、背影、照片的非實體形式存在，在暗處窺視著塔爾。這視角後來由大提琴手歐嘉繼承，身為 YouTube 世代的歐嘉不但拿著手機偸拍身旁的大師，還透過直播和不知名的網友一起對被醜聞纏身的塔爾品頭論足。

導演對象徵與結構的執迷體現在電影結尾。被踢下神壇的塔爾最後離開了柏林，來到一處未明確指認的東南亞國家，從台詞提到「從馬龍・白蘭度的電影逃出的鱷魚」，我們得知可能是《現代啟示錄》的拍攝地點菲律賓，似乎也暗指白人殖民幽魂的意象。亞洲的街景、人種、建築，和電影前大半的歐洲文化圖像大異其趣，塔爾過去狩獵年輕女性的習性以科幻般的隱喻反撲而來，重現在情色按摩院的「魚缸」一景：半祼的女性服務員排列在櫥窗前任由賓客指定。這一幕像是切開了塔爾的自我認知，讓她禁不住地嘔吐了起來。

最後無處可去的塔爾仍然堅守著指揮志業，在一個看似熟悉卻也全然陌生的新領域：面對全場 Cosplay 的年輕觀眾，指揮著不知名遊戲配樂家的作品。這貌似在種族、階級層面「降格」的觀點，竟也像是一種人類學式的觀察，塔爾最終以不自知的方式來到了新時代，擁抱了新的典範。陶德菲爾德對主人公抱持著批判、嘲諷卻又深具同情的曖昧觀點，既像是對取消文化的憂心忡忡，卻也是試圖對不斷流轉的時代給出複雜而開放的觀察。

（本文刊登於編集者新聞2023年四月號）